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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鲁迅　狗　狗形象　民族文化心理　类型形象　文化批判　社会相
　　论文摘要:鲁迅的作品中写尽了狗相，如“乏走狗”、“洋狗”、“叭儿狗”等各种蕴含深意的狗形象，成为了一种“社会相”的类型形象，既构成了鲜明生动的艺术特征，也反映了“狗”这一类型形象在多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特质。“狗相”的产生是强大的民族文化心理后援、历史语境的契合及书写者个人的立场及其思想发展历程合力推演的结果;而鲁迅先生的批判与呐喊精神在当今社会思想层面与社会层面仍有一定的时代和现实借鉴意义。
    鲁迅先生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指出其“塑造了一个‘类型形象’体系”并“构成了社会上某一种类型形象的性格发展史”。他在批判社会现象时，将具体人物的特征进行概括并加以形象化描述，未涉及具体人物时也写出了共相，即社会相。
    鲁迅先生笔下的“狗”，成为了一种“社会相”的类型形象，构成了鲜明生动的艺术特征，反映了“狗”这一类型形象在多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特质。这些“狗”形象的出现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取向内质的外化表现，又是社会历史和书写者个人的立场及其思想发展历程的推演。
　　一、鲁迅先生笔下的“狗相”
    鲁迅先生的文本中写尽了“狗相”，将狗形象中蕴含的各种性格内质和象征意蕴外化为描写议论的对象和情感疏泄的中介，把在外观形式上相去甚远、似乎不可能有联系的人和事联结起来，以“形”阐释“神”的相通，以狗性来写人，表现出了一种以物来反观、讽刺、批驳人的敏锐洞察力与独特张力。
    (一)驯化了的“狗”
《狗的驳洁》中，一条狗自认为“惭愧”，因为它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而“我”由开始的“傲慢”到“气愤”以致最后尽力逃走。本应享有话语权的人却像受侮辱般狼狈逃开，把自己的话语权让渡给了身后的狗，人成为了失语的群体，不敢说，说不清，进而演化为不愿说，分不清。向来受人贱视的狗，此刻却俨然化身为人类社会冷漠的审视者。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连狗也被同化成了“势力的狗”，根深蒂固地持有官民、主奴的等级观念，。当“我”大骂其“势力”时，它却自叹不如人，隐射了人所谓的“分清”不过是屈从于时代的结果，多数人都是囚禁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的无意识者、被改造者。人能分清那些狗分不清的，因而人的势力就比狗更“进步”、更有针对性，趋炎附势、追名逐利方能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将这种对“不如狗”的势力者的批判诉诸于人与狗的近乎荒诞的驳洁场景中，深刻而尖锐地揭穿了这类人的本质。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这对走狗的势力、无民族立场和国民情感的丑态做了生动的注解。“丧家的”直刺反动文人及封建政府的叛国，再加上一个定语—“资本家的”为其定性，进而充分揭露了其丑恶嘴脸，拆穿了其只是扮出可怜、暂时屈服和失去战斗力的假象，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文学具有阶级性的这样一个复杂命题。
    《略论中国人的脸》中，“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狼失却的野性，就如同中国人脸上缺失的“兽性”，因为“久而久之，看惯了”，反而不自觉其残缺。它阐释了中国人失掉人性而逐渐被驯化的悲哀。“但中国的一般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作品以相面为切人点，撕裂了那张中国人以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以幽默诙谐的调侃笔调抛出了一个沉重的文化命题—国民性的缺失，指出国民缺少如狼那样的血性与斗志而甘于做冷漠的看客，他们保守封闭、盲目自大的将理想的脸上的“多余”视为可以炫耀的东西，殊不知实则是将奴性与国民的劣根性毫无保留地直呈出来却毫不自觉。
　　(二)丧失了民族认同的“狗”
    《杂忆》中以“洋狗”的“特异的名称”“代指没有民族立场的国人。不但以“狗”贬其卖国求荣的媚态，且冠之以“洋”这一用于标榜身价的看似风光实含讥讽的字眼，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崇洋媚外心理的极大批判、憎恨乃至唾弃。这种“转移”被赋予了否定其行为与否定其民族身份的双重姿态，彰显了其批驳的深刻性与彻底性。
    《随感录四十六》中用“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讽刺画里不伦不类的“泼克”，讽刺画家本人也成了一种身份不明的存在，其自我已经失去了鲜明和坚定的民族立场，“引导社会”便成为了可笑而不可实现的祈愿和沦为了一个虚幻的空壳。鲁迅先生以类比的手法，以对画家的讽刺戏谑作为表明他不把磨灭了中国人身份的人当人看的鞭答姿态。
　　(三)带有“叭儿性”的“狗”
    鲁迅先生的文本中多次出现了“叭儿狗”和其他带有“叭儿性”的狗。鲁迅先生对其阶级属性和行为特征进行了人木三分的勾画，对其批评一语中的。

    《小杂感》涉及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时代背景中的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全景的缩影，鲁迅先生以其敏感的触觉感知着这一特殊时期的氛围与现象，其中专门有一节提及“叭儿狗”一样的文人。“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刻画了反动文人狐假虎威的凶恶“叭儿狗”姿态及其但凡看见破衣服就叫的典型的狗仗人势的奴性，说明色厉内在是腐朽与反动者共同的特征。《小杂感》虽“小”，但仍不失为一把锋利的匕首，精准而有力地刺中了症结之要害所在。
    《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以“狼被驯服了，是就要变而为狗的”一句暗示了向培良对待革命态度的转变与其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揭发了“叭儿狗”的两面派手法—表面道貌岸然，实质仍是效力于“豢养它的主人”的，连那些“光明”地为主人卖力的走狗都比不上。在当时的现实中，文艺与国民精神相互羁绊，都落人了消极循环的怪圈之中。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川，以猫为对应物对叭儿狗进行描写，其猫化了的可笑相和没有是非坚守的所谓中庸，点破了叭儿狗骑墙派的“中间状态”和顺从奴才相，讥讽了表面看起来公正，实际上是没有政治立场和鲜明的爱憎态度，而是见风使舵，偏袒反动势力或是妥协于其强势之下的持折中思想的文人。
　　(四)浅薄的“落水狗”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落水狗上岸“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标示了落水狗浅薄、自保的卑鄙和“耸身”的小人得志之态，以狗性难改的论断警醒世人容不得这样连“人气”也丧失了的小人，对“落水狗”的宽容即是为社会埋下潜伏的祸害，要痛打落水狗，将革命坚决地进行到底。
    鲁迅先生的文本中，抨击的对象是指向一个群体及社会中某一类人的精神特点。鲁迅先生用构建出的境域找到了笔下的“狗”与现实的接桦，其笔下的“狗”都无不消解着其为狗的表层含义而诉诸于深层意蕴，昭示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准确洞悉力与精准的表现力。 
　　二、“狗相”中的文化批判
    鲁迅先生笔下一系列的“狗”形象实质上是强大的民族文化心理后援、历史语境的契合及鲁迅先生本人的批评姿态的合力作用的产物。
　　(一)中西文化视野下的“狗”
    中西民族文化系统中对狗持有的态度有所差异。鲁迅先生笔下的“狗”多是受抨击和讽刺的对象，这与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和历史语境下中对狗的定位和固有看法密不可分。
    从中国涉及狗的成语和民间谚语即可看出国民对狗的贬低与贱视，如“狼心狗肺”、“鸡鸣狗盗”、“狐朋狗友”、“偷鸡摸狗”、“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狼心狗肺”、“声色犬马”、“狗眼看人低”、“虎落平原被犬欺、“画虎不成反类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都把狗放在被否定与批评的位置上。狗作为承载负面的、消极的感情色彩的介质，其始终摆脱不了作为非人类的生物本质与低人一等的社会标签。反观西方用语，也常用狗来比喻人，有时虽也带有贬义但大多是含有褒扬和积极意义的，如"lucky dog"(幸运)，"Every dog has his day"(大家都有走运的一天)，" If the old dog barks ,  he givethe counsel"(老狗叫，是忠告)，" as a dog with twotails"(非常开心)等。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我国民族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畜生”观念，它也是中华文化固着的反映形式，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认为人是神圣的，物不过是人的附庸与统治的对象。
      此外，“中华文化传统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伦理关系”，中华民族的“亲亲”观念使得人情大于国法、人治甚过法治的家长制与家天下传统格局得以存在。人们缺乏平等意识，从不把狗当作与人平等的生物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豢养”的对象和剥削的承受者。儒家文化强调伦理道德与礼义廉耻，儒家学说的“主导的精神线索确实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是束缚和钳制人们精神世界的”鲁迅以动物为载体，对是非进行了形象的说明，批判了旧社会吃人的本质的旧文明，表现了违背人性和伦理纲常的奴性。国民性的弱点(至少部分是)实际是可以归结于传统文化心理的。而在西方，民主、自由的传统影响深广，平等的观念深人人心，且重视生态和谐，认为即使是动物也不应该受到贱视与伤害，应该爱护，自然环境是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其更多的是将狗等生物视作朋友，当作忠诚、友好与聪明的象征。

      中国文化讲究含蓄和委婉，中国人强调群体观念，重视“面子”，因此常将想批驳和否定的事物用狗或其他动物来做喻，这样既显得文雅，又能产生以物刺人的陌生化效应和联想功用，更具可挖掘深意的多元接受与反馈。而西方讲求坦诚与直接的沟通方式，强调个体意识和独立，较少忌讳，不必通过这种象征的方式表达个人好恶，从而削平了表层意义与深层意蕴之间的隔阻。
    立足历史境遇之中，文化接受将植根于地域化的传统文化境遇之中，即使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但仍可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排斤效应。中国在近现代曾遭受了无数的内忧外患，而鲁迅先生抓住了“狗”这一种类型形象不放，写出了其在多个历史时期的精神表现，其作品就有如“一部别致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二)鲁迅先生的批评姿态
    写“狗”来驳斥部分中国人在当时历史进程中的瘤疾和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鲁迅先生本人的写作立场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深刻洞察力驱使的结果。
    鲁迅先生站在革命者、批判者和爱国者的角度，以批“狗”来刺人，以情感参与的方式返回民族群体，并发出了催人觉醒的呼喊，是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鲜明的爱憎与昂扬的激情的疏泄，“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不仅关注个体的外在生存状况，更潜人到内在的精神状态进行鞭辟人里的阐发，用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观照国家、民族与民众。不同文本中的“狗”的描绘正是鲁迅本人的
思想发展历程的记录，展现出从不同角度体察人性的不同侧面的全面把握，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斗争状况的缩影，“体现了他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
      鲁迅先生处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由于其本人的成长经历与所思所感，其作品在当时显得比较尖刻激愤。作为一个以文笔为武器的战士，他力图寻求一种极为有力又易于直观理解与感知的表达方式来生发议论、表明姿态，勇敢积极对抗惨淡的现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一眼便洞悉了已经暴露的弊病亦或是虚弱的伪装与潜伏的危机，正如他自己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作家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一样，他以自己敏锐的思想，召唤读者要透过表象看到深远处，不为眼前所见的迷惑，视域和思考的广度要从眼前扩展开，所以说鲁迅先生的作品是“现代中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问题，都深刻地反映在鲁迅的作品中”。
      鲁迅以狗来揭露社会和国民身上的弊病，其笔下的“狗”形象多集中于杂文中展现，是他主动承担起社会历史批评的传声筒。这种“狗”形象与猫、苍蝇、山羊等形象构成了类型形象的主体，“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现在和未来”，共同构筑了以物喻人和社会批判的宏大结构，也印证了丹纳关于时代、种族、环境3要素对文学的影响的理论思想。鲁迅先生针贬时弊，“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但他又并非是以激进姿态来标榜自己，无病呻吟，以批评为终极目标，而是为了拉响号角，召唤更多人觉悟与加人战斗，“他并没有放弃对社会改造的责任，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诚然，今日之境与鲁迅先生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今日之社会，亦存在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狗”。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与继承性、发展性的，现实都与历史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历史是现实的基点，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当时的瘤疾时至今日可能依旧存在影响，又或者今日仍然存在与当时相似的问题，因而鲁迅的批判与呐喊绝不是只属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其在思想层面与社会层面广泛意义上的借鉴与预示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